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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向更加迫切

            發布時間:2020-03-26 作者:趙靜梅 來源:神州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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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年新春伊始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危害已經明確顯現。有學者估計,僅春節7天假期,全國電影票房損失70億元,餐飲零售業損失5000億元,旅游市場損失5000億元,僅這三個行業直接經濟損失就超過1萬億,占2019年一季度GDP21.8萬億的4.6%。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否超過2003年的“非典”?現在判斷還為時過早。但可以明確的是,相對于“非典”,此次疫情對經濟的打擊更加“精準”,事關要害,若應對不當,很可能給新舊動能轉換的中國經濟帶來持續的負面影響,成為疫情最嚴重的“后遺癥”。

            2003年的“非典”,發生在中國宏觀經濟整體向上階段。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出口四駕馬車中,最主要的動能來自出口和出口相關的投資。市場是拉動經濟的主要力量。2008年,以4萬億經濟激勵政策出臺為標志,中國經濟進入政府刺激為主的時代,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成為經濟增長主要的貢獻力量。此后,政府拉動經濟的弊端不斷顯露,積累的不平衡演化為系統性金融風險,中國經濟增長的市場動能急需被喚起。而新冠肺炎蔓延的今天,中國正處在新舊動能轉換、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關鍵時期,這既體現在拉動經濟的馬車需由出口轉向消費,也體現在主要的動能需從政府轉向市場。

            這次新冠肺炎病毒在春節期間蔓延,對我國消費和服務業影響巨大。服務業是民營經濟占比最高的產業,疫情構成了對民營經濟最直接、最重大的打擊,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疫情可能會決定它們的生死。疫情是暫時的,但如果民營企業因此出現群體性“死亡”,將是對“后疫情時期”中國經濟動能的實質性打擊,加大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難度。

            在目前情況下,政府應審慎研判疫情中的經濟政策,切不可陷入“疫情拖累經濟,所以應該由政府來更大規模刺激經濟”的慣性思維當中。疫情防控耗用了大量財政資源,且中國整體債務水平已超過300%(債務/GDP,250%的國際警戒線),政府直接刺激經濟的可持續性和刺激質量都受到質疑。當務之急,是在疫情中最大化保護經濟增長的市場動力,保住民營經濟,特別是中小微經濟。越是嚴峻的疫情,越應該加快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為“后疫情時期”的經濟增長贏得寶貴的市場動力。

            機遇總是蘊藏在危險之中。疫情發生為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提供了強大的外生壓力和動力。

            首先,疫情可能幫助地方政府真正跳出“GDP錦標賽”的怪圈,聚焦經濟增長質量提升。

            在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今天,經濟增長總量目標越來越多地被作為一個“保民生、保穩定”的底線指標提出。GDP增速不是最終目的,“民生和穩定”才是最終目的。疫情的暴發直接威脅到民生,也迫使地方政府必須施力精準“保民生”。同時,疫情也為社會形成了經濟增速會下降的預期,客觀上減輕了地方政府“保速度”的壓力。中央可適度增加“民生指標”在考核地方政府中的權重,只要保住了“民生”,保住了“穩定”,較低的經濟增速就不是真正的問題。

            具體而言,一方面,疫情當中和之后的一段時期,地方政府可以直接補貼受疫情影響生活困難的家庭,穩定消費,使消費繼續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這是對“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回應,也是中國經濟增長應有的正確方向;另一方面,“保民生”就必須保住民營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因為它們貢獻了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疫情之下對餐飲、旅游、娛樂、酒店等服務行業需求斷崖式的下跌再加之延遲開工的規定,已經讓這些企業掙扎在生命線上,政府必須施以及時的救助。疫情暴發期間,蘇州、上海、北京等地相繼出臺支持中小企業共渡難關的政策建議,從稅收、貸款、社保、房租等多方面為企業減負,可謂正當其時,值得期待。同時,政府還可以做好更有利于中小企業成長的生態環境建設。例如,面對疫情催生線上教育的新趨勢,政府可統籌考慮搭建針對農民工和中小企業分布的主要產業進行在線培訓的平臺,并使這一培訓機制常態化、持久化,為中小企業提能增效提供幫助。政府還可通過加強數據經營與治理,催生社區零售業、網上快銷、在線醫療、移動辦公等新業態的產生與發展。

            其次,疫情可能幫助金融體系產生“集體行動”的動力,下大力氣建設適合民營企業融資的信貸識別體系和風險防控體系,打通民營企業融資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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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疫情防治工作逐漸穩定,國內各地企業陸續復工,圖為復工后的北京北汽延鋒汽車部件有限公司工廠生產線 攝影_ 彭子洋(新華社發)

            民營企業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和80%以上的城鎮就業。但長期以來,在銀行貸款余額占比不到25%;2018年1月到2019年11月,民營企業債券市場凈融資為負2981億,同期國有企業債券市場凈融資量是38433億。  

            民營企業融資能力與貢獻度嚴重不匹配有許多原因,其中重要一點是國有企業和有政府擔保的各種項目是金融體系更優的選擇,在競爭博弈中,單一的金融機構難有動力去識別民營企業的貸款能力和貸款風險。疫情把大量民營企業推到了生死邊緣,也把政府救助民營企業的決心和力度推到了一個新的高點。在蘇州市出臺的《支持中小企業共渡難關的十條政策建議》中明確規定,“確保小微企業信貸余額不下降”“確保小微企業融資成本降低”等要求,并發揮政策性銀行“國家隊”作用,給予商業銀行信貸額度支持。面對政策要求,銀行體系需轉被動完成任務為主動應對形勢,用好用足政策,不斷提升服務中小微企業的能力,提升中小微企業貸款識別和風險管理能力,特別是以疫情為契機,利用大數據等金融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機構對“流動性風險”和“清償性風險”的識別能力。

            如果疫情能推動金融體系的“集體行動”,打破過去以“國有”為核心的競爭博弈格局,提升中小微企業的金融獲取能力,這將是疫情留給我們的一筆財富。

            疫情對中國經濟的短期沖擊已經出現,但就像疫情最終會過去一樣,短期的沖擊也一定會過去。疫情對中國經濟帶來的中長期影響,很大程度上決定于政府的應對。如果我們能迎難而上,在疫情中加快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保護好經濟增長的動力,做到“保民生、促投資、重市場、轉動能”,就能最大化減少疫情的負面影響,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贏得生機。(作者系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執行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2000年至2002年獲德國亞歷山大·洪堡獎學金赴德國曼海姆大學進行博士后研究工作,2008年至2009年獲美國富布賴特獎學金赴美國訪學,2012年至2016年任中國駐法國使館教育處一等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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